法治轨道下的公约才不会跑偏

刘春鹏

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应该通过法治精神让公约与法律发挥各自优势,让公约获得相应法律机制的支持,而不是简单地把法律条文“翻译”成公约。

继河南省兰考县惠安街道对索要彩礼过多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的公告之后,河北省石家庄赵县大安六村在新的村民公约中对红白事分别给出具体操办标准,其中一条标明:“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当地回应称,系语句用词不当,缺乏法治思维,已经对“村约”进行了修改完善。

制定村民公约是村民自治的表现,限价彩礼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村约”不能超越法律的强行性规范,有违法治精神。“结婚彩礼超过两万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这样的约定显然不是“村约”应该约定的。就算有贩卖人口和诈骗的嫌疑,也只能向有关部门反映,到底构不构成“贩卖人口或诈骗罪”还得由有关部门依法判定。

小到“村约”大到政策,能够随着形势变化而随时调整,可以有效迅速地发挥引导作用,这是优势所在,但同时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与法律的关系,同法律一起发挥各自的优势,与法律互联互动。要主动把法律因素考虑进来,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把合法性论证作为必经的程序,确保符合法律,实现与法律的有效对接和统一。

平心而论,矫正漫天要价式索要彩礼的弊习很有必要,但歪风陋习的治理也无法一蹴而就,移风易俗这是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说明降低彩礼价格是有群众基础的,但仅凭一份村委会的村规公约是不够的。培养、形成、弘扬法治精神也是一样的道理,法治也并不体现于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法规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这种风尚,小到村民公约,大到依法治国。

编辑:谭丽艳